人民日报政文:说郭伯雄等＂穷二代＂更易贪腐是

    权力本身并无善恶，只有当公权力失去有效监督，被贪腐者滥用、寻租、私用，导致公共利益受损时，才是“作恶”。

    对于任何一个拥有公权力的人来说，无论其出身是“官二代”还是“穷二代”，无论其权力大小，都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，意识到“有权不可任性”，公权私用必受责罚，才会有所戒惧，不敢任意妄为。

    今天多家新媒体转载了一篇文章，标题为“媒体析郭伯雄等贪官心路历程郭伯雄等‘穷二代'手段卑劣，也许会把老婆都供上”。这么耸人听闻的标题令人忍不住要打开看看究竟，细读文章发现，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是，因为“穷二代”要获得和“富二代”同样的官阶，必须要更加努力、更加出卖自我，所以更容易人性扭曲，说到底是权力场的游戏规则作祟，令其不得不比“官二代”更加疯狂地追逐利益重新分配。

    这样的逻辑，令人不敢苟同。首先，“穷二代”这个称呼就是个伪命题。尽管该文作者通过罗列贪腐分子的名字，指出不少落马贪官年幼时家境贫寒，但显然这种归纳法并没有说服力。稍加统计可知，目前落马的贪官，大多出生年份集中在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，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基础依然十分薄弱，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建国后尽管经济建设有所恢复，但又因为“大跃进”、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等因素，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饱尝贫穷之苦。按此文作者的逻辑，所有在改革开放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前出生的干部大多都拥有贫穷的童年记忆，都是“穷二代”。那么，是不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干部，都会因为童年贫穷，长大后就疯狂敛财了呢？这个逻辑显然不成立。

    其次，该文把公务员系统称之为“攀爬权力阶梯”的金字塔，换句话说，他认为但凡进入公务员系统就是为了一级一级向上爬，级别越高就可以攫取更大的权力，这种判断显然也并不成立。按此逻辑，为官者只要官阶越大，就权力越大，就越容易腐败，那么贪官的分布图应该是倒金字塔型，越往上贪腐者越多了。而事实上呢？从历年查处的腐败案件分布情况可以看出，绝大多数腐败案件依然集中在基层，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往往是其身边的腐败案件，这充分证明了权力只要缺乏有效监督，不论大小都有可能导致腐败，与官员的级别并不成正比。

    再次，关于公务员队伍或者干部队伍的权力观问题。该文称，权力场是一个黑箱，进入权力机构就没有了尊严，必须要当孙子、拍马逢迎。这个结论恐怕绝大多数公务员都不会认同。事实上，对于绝大多数公务员队伍里的人来说，他们首先是把这份工作作为谋生的手段，作为一份职业来经营，很多基层公务员可能一辈子也当不上科长、处长，但在自己工作的领域，如水利、农业、质检、公安等行业成为了专家、能手，他们也一样很有成就感，一样受到了同行和上级领导的尊敬，获得了身边群众的认可，他们同样拥有尊严。

    值得注意的是，该文通篇都声称权力场的黑暗，似乎“权力”是个大染缸，谁碰了就肯定黑，只是“官二代”浸染得早一些、“穷二代”进入得晚一些。这种论调本身就是谬误。事实上，权力本身并无善恶，只有当公权力失去有效监督，被贪腐者滥用、寻租、私用，导致公共利益受损时，才是“作恶”。但凡有利益的地方都会涉及权力，权力既可以合理分配、为民谋福祉，也可能被滥用、成为贪腐者的谋利工具。但无论如何，权力并无“原罪”，权力场更不能说是漆黑一片。

    这篇文章的文末称，权力场是一个不创造财富、只分配利益的领域，这个观点并不具备说服力。首先，这个观点彻底否定了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党的各级党委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。其次，如果按照此文的逻辑，只有企业家、技术人员能够通过创造力的释放来获取利益，那么这个国家难道就不需要公共权力分配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了吗？读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历史，认真回顾一下中央制定的各项大政方针，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、国企改革到行政审批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变化，不难发现这个观点立不住脚。

    如此看来，“‘穷二代'更易腐败”显然是个伪命题。

    如何让拥有权力者不敢、不能、不愿腐败？中央的态度很明确：权责须对等，有权必有责，党政领导班子作为权力决策者，必须承担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，一旦出现贪腐问题必须追责。同时，抓早抓小，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出现时就开始介入，尽量不给腐败分子可乘之机、不让公共利益受损失。

    对于任何一个拥有公权力的人来说，无论其出身是“官二代”还是所谓的“穷二代”，无论其权力大小，都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，意识到“有权不可任性”，公权私用必受责罚，才会有所戒惧，不敢任意妄为。